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批判性思维；信息茧房；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2024年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教育政策特别顾问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先生受邀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上海教育出版社举办的“PISA二十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论坛中，李永智先生和安德烈亚斯先生有一段即兴的、长达一个小时的讨论。两位主讲者应《全球教育展望》编辑部约请，对现场记录做了校正，在此呈现给广大读者。

一、服务于工业时代的教育：改善还是改变

李永智：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17年在阿布扎比召开的中亚及北非教育部长会议上。彼时我们一见如故，在短暂的会议期间就谈妥了引进翻译您的大作《World Class: How to Build a 21st-century School System》一事，后来把它译作《超越PISA：如何建构21世纪学校体系》，很受中国读者喜欢。而后经您和OECD提供的平台，中国基础教育的成就和经验被介绍到全世界，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案例。您作为“PISA之父”，总是站在时代前沿展开教育思考与行动。在您的《超越PISA》一书中，已经提出了对现有教育形态的忧虑以及对未来教育形态的畅想。很巧的是，在我自己2016年博士论文中，也提出了和您书中相类似的观点，所以当时已油然而生一种知己的感觉。

今天，很荣幸能有机会再次当面与您交流。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依您判断，目前，随着工业社会产生的集约化、标准化的现代学校，像流水线一样培养学生，班级、年级就像操作平台和车间。这种方式，会不会被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取代？如果会，大概会在几年时间内被取代，教育将以怎样的新方式开展？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工厂式的教育是为适应过去的社会要求而设计的，这种教育模式很难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那么教育的生态系统该如何迭代呢？重构系统不仅需要人力资源、技术和时间，更重要的是需要合适的社会氛围。

在现实中，我们发起行动并不难，难在改变观念。老师有教知识、学生有学知识的需求，但我们并没有把学生看作学习的主体，老师也没有充分发挥一名指导者角色的作用。我们需要改变的更多的是这种观念。您刚问多久才能变化，我认为观念变化了，系统的变化并不难。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传统教育也有可取之处，我们可以保留一些东西，重塑、变革而非完全取代。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现在的教育体系目前还是可以运行的。

李永智：按照我的理解，您刚才的意思是会保留一些传统的方式，逐渐地进行改善。我感觉这种方式就像在一张旧的图上来绘一幅新的图画，是很困难的。您认为它会是从这种改良、改善的方式走向一种新结构，还是会直接打破旧的，再建立一个新的，最终新的取代旧的这种完全崭新的方式？到底是改良改善，还是改变创新？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这是个挺棘手的问题。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没有太多的选择，人工智能确实是一种突破性的、颠覆性的工具。在教育领域我们一般来说是逐步地、渐进式地改进，但是AI确实是颠覆性的，所以教育界也需要慢慢地去适应这种新的模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采用渐进式的方式，有的时候需要采用颠覆式的方式，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改进一些。但是现实的变化有的是范式的转移，这是颠覆性的变化，我们需要将这种颠覆性的变化内化，逐渐地去吸收。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慢慢地去改变，它有可能需要我们创造这种颠覆性的变化。我们现在越来越多面对的是这种颠覆性的变化。ChatGPT一经推出，很多情况就都因之发生了突变，所以我们需要做好更多的准备来应对未来。我们经常都是滞后于现实的，我们需要去思考未来不同的情况，同时为这些情况做好准备，为这个颠覆性的未来做好准备。

二、智能时代：教育能跑赢算法吗？

李永智：谢谢！您以非常成熟的思考给出了稳健和富有想象力的答案。我想接着刚才您提到的“明天”提问，您认为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人工智能也不会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但现在也有一些观念认为，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是不是会把我们今天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等生存所需的工作全做了？那时人类需要什么，人工智能的机器就会给他生产什么，那人类就可以不用为了生存而工作。那是不是有可能达到一种境界，就像你们德国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预想的社会——“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您觉得会存在这种可能吗？如果出现这样的可能，那么我们的教育将会因此发生什么改变？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答案，有的人说技术会取代人类，但其实要预测未来是很困难的。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纵观历史，人类总是能跑赢技术的发展。在中世纪后期，或者说19世纪早期的时候，当时欧洲人穿得非常简单，因此，他们可能曾担心纺织机会带来的后果：纺织机取代了工人的工作，工人们就没有机会去参与生产服装了。但是您看一个世纪之后，衣服变得更加美丽了——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款式，其实人们比之前更忙碌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也有很多的人类活动会和现在不同，或许未来我不需要再花那么长的时间待在办公室了，电脑都是自动化的，能够帮我处理一些工作。我们社会生活的质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变得更好。我觉得技术能够解放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就不需要去做了，我们有机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当然这是一种积极的想法。

我也是有一些担忧的，比如说ChatGPT，ChatGPT会使人们上瘾。人们会觉得，ChatGPT具备了批判性思维，我就不需要批判性思维了，我们只需要听一听这个机器是怎么说的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学校里呢？我只需要使用ChatGPT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去学习数学，我为什么要学习那些理科？我觉得，这个风险就很大。人类自由自主思考的能力如果被机器的算法能力代替，就会反制学生，他们会去想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去学习呢？这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说教师要能够去激发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梦想，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未来，这些机械性的工作会更少，有更多的时间去与人交流、进行新的创造，让生活更精彩。当然，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地对待技术，我们只是去依赖技术，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更多，而不是得到更多。我并不是对未来的工作有担忧，我觉得纵观历史，人类一直都在演进。但是我们是否会持续地去投资自我，不断地去改善自我，这是一个问题，这也是教师应该去考虑的。我们现在的学校也就是我们明天的社会，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去利用这些技术。

李永智：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回答让我很受启发。但是学界也有一种看法，比如我的朋友跟我讲，他说，今天的技术发展相对于之前有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的技术，它不具有自我的设计和发展能力，现在ChatGPT可以简单地编码，这意味着一个新阶段开始了，技术将有自我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将给人类作为唯一主体的整个人类文明社会带来威胁，原来社会的主体主要是人。如果我们还是以过去几千年的技术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来思考的话，有可能陷于“看着后视镜开车”这样一种经验主义的危机当中。

当然，您刚才的回答我也非常赞同，那么我想换个话题，您应该是对全世界教育状况和战略最熟悉的专家之一了。在您的了解当中，目前全世界的国家当中，哪个或者哪几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变革的力度最大？我说的这个力度，可以涉及学校教育体系的改变、教学范式的改变、学习内容的改变，甚至培养理念的改变。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其实对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检验。在新冠疫情中，学校必须改变教育的方式，我们的教育系统是有能力的，能看到一些新的机会然后进行改变。当然我对中国的了解其实只是部分，但是我可以从我了解的一些地区去讲，中国是非常成功的。中国的上海、深圳、江苏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地方正在对教育进行重塑。值得借鉴的国家还有新加坡和葡萄牙。新加坡也是自2018年以来在阅读、科学、数学方面不断进步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后新冠时代，新加坡有些做法也值得借鉴，比如每两周让学生可以在家自主学习一天，可以选择学校的在线课程，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这样的做法让学生花更多的时间自主学习。在南欧您可以看看葡萄牙，虽然您可以说几年之前葡萄牙教育体系还不是那么成功，但现在他们的情况很不一样，他们进行了一些改革，可以看到有一些措施对于抬高底部还是非常成功的。

李永智：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介绍这么全面的情况。据我了解，近几年因为世界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欧洲也在发展中碰到了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会有大量的移民进入欧洲。在欧洲目前的教育变革当中，移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而技术的应用又是怎么样的？另外，怎样看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和有秩序的发展？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这确实是欧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比如美国，非常关注的话题之一。我觉得有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技术造成的“信息茧房”问题。一些社交媒体会将您和您所关注的人群连接在一起，这个时候它会阻碍您和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接触。我觉得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和不同背景、思维、工作方式的人一起工作（学习）的机会。我们需要这样的同伴，他们理应来自不同的教育体系、不同的维度，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是非常开放的，在加拿大的课堂上，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在欧洲更是如此，这是一种非常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学习这种开放的心胸，接受不同，甚至接受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同伴。我们在社会层面特别是教育层面应充分关注这项内容。

我担心的关于技术的问题是，技术让我们不能接触到更多不同的想法，而且我们知道不管是社会还是经济、文化、政治，它都出现了多极化，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接受多元的时代。

李永智：我非常赞同您刚才有关“信息茧房”的观点。实际上技术在为每个人提供连接世界和与世界交流的机会的同时，也因为它提供了这种便利，让我们自己会自然地形成信息茧房或者叫“思想的茧房”，把自己禁锢在相对封闭的思想空间和意识空间当中。而一些有相同思想和意识的人如果封闭在一个空间当中，就容易形成在意识形态、思想认知方面的极化。比如，本来我没觉得自己某个想法很有道理，结果周围碰到的几个人和我想得都一样，大家一碰撞，越碰撞就越觉得我有道理，于是会产生一种极化、偏激的现象。这也是您刚才发言当中提到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种极化将导致不同思想通过交流和碰撞而形成的那种融合、共享、和谐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少。您觉得有什么解决之道吗？教育能为此做点什么？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平面地球”（Flat Earth），这个组织一共有14万人，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在以前大家都觉得没问题，因为缺乏技术去勘探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或者其他什么形状。但现在如果我们看一下脸书（Facebook），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评论“对，地球是平的”，您就真觉得地球是平的了，这就是风险所在。您的问题是教育系统能做什么，教育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强的工具，让我们每个受教育的学生有不同的视角，与其教给学生答案，不如教给他们问对的问题，学会思考、学会提正确的问题。我的专业背景是科学，我是一位科学家，我去过各种各样的教室，看他们怎么传播科学知识。有一些科学理论要传播，老师来教，然后再实践一下，然后学生可能就记住答案了，这并不是科学。科学是要问“为什么”的，要找角落里的那个问题，而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内容。我觉得我们要创造出更多实战型的科学课堂，不仅要通过传统的知识传授，还要激发学生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再讲到中国，这也是中国教育关注的地方，教育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还要“解惑”，要学知识，更要学会思考。这是我觉得好的教育系统所要有的方式。

三、“PISA之父”眼中的中国教育

李永智：您已经利用十天的时间在中国的北京、青岛、成都、深圳、上海五个地方参观了学校，和教育工作者、教师、学生进行了交流，同时也对这些城市有了了解，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我的问题是，这一次五城之行的学术之旅结束之后，您对中国教育总体有什么评价，有什么样印象的改变，有什么样的建议？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这对我而言是非常好的经历，我以前没有机会去中国这么多地方。我发现，在中国能看到不同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在深圳，我看到了先进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在青岛，我看到了学术学习与艺术和设计的有效融合，还见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师，他们对新思想和新理念持开放态度，并致力于相互学习和借鉴如何改变学习方式。在成都，学习看起来可能更加传统，但他们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关注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时代，这与技术同样重要。在所有城市中，我都看到了领导力的强大影响。在中国，校长的影响力非常大。在中国的学校里，课堂给了学生很多启发，让他们有了家国情怀。新技术的运用就像在学生心中播下了种子。

李永智：在您印象中，中国有哪个城市与众不同吗？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我想说的是上海，这次在上海我没有去很多的学校。但是我了解上海的学校，我知道上海很多学校都有一些好的做法，能够让先进的技术与传统的教学方式完美结合。比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我去听过他们的书法课，它教学的重点不是技术，它更多关注的是艺术。那里的老师非常厉害，将全新的技术融入教育教学，这使得老师能够随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且我们看到学生都学得非常开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未来对于类似这种艺术的或者学科的教育，我真的觉得可以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来教好每节课。

李永智：非常感谢您回答了我这么多复杂的问题，跨度也很大，接下来我们讨论“宇宙之外”的问题。

四、关于教育的忧思：挑战来自何处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让我们想象一下上海教育的未来会面临哪些挑战。您觉得未来五年，上海教育的面貌会因技术的发展有哪些改变？

李永智：让从上海走出来的我在上海直接评价上海，这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问题。尽管我问您的问题，您很多没有直接回答，我还是忍不住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上海今天的教育是源于过去在传统教育模式下的那种精进发展，在传统教育模式上的领先造成了它未来在教育发展上可能会有一种惯性、对于改变的惰性。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穿了鞋跑起来或者是跳起来就要受一点影响。所以我认为上海今天的教育的先进和发展领先是有可能成为它未来变革的一种负面力量，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第二，今天上海教育在面向未来时，各个学段层级的学校和校长所具有的理念和开展的实践、取得的效果是全球性领先的，即使相较于芬兰模式也好，我们讲到的新加坡、美国也好，都是领先的。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虽然我们学校的校长在各自维度上有突破，做得很好，但是上海教育在整体发展上还缺乏宏观的生态和基础。最近中国教科院研究了目前全世界206个国家教育变革的数据，其中在数字教育方面开展得比较系统的有62个先发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先发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在各个维度上也都不算领先。所以针对您刚才的问题，我觉得未来五年上海教育的百花齐放会做得越来越好，但是这种百花齐放在数字教育发展的进程当中很有可能进一步成长为数据的孤岛、数字技术应用的孤岛和数字未来发展的一种异化之障，所以需要整个上海在变革的时候加强顶层的设计，加强数据标准的统一、数据管理的统一和对数据应用的统筹。通过数据让广大学校和教师都加入变革当中，这种变革一定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在这种变革当中他们创造的智慧、创造的价值能够有效地连接起来，形成面向未来的一体化的“特混舰队”。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过去的这几年，您将OECD的很多研究成果推介到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教育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机器人技术如何赋能》（OECD Digital Education Outlook 2001：Pushing the Frontier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and Robots），我们合著的《不寻常的一年：全球学校教育观察》（An Unusual Year: Global School Education Observation）等，我注意到您在《智慧竞逐：技术进步与教育未来》（Is Education Losing the Race with Technology？AI's Progress in Maths and Reading）一书的中文版序言里面有一句话，提到“对ChatGPT我们是高估了短期的风险，低估了长期的风险”，我很好奇，您所说的“长期风险”是指什么？

李永智：首先说“高估了短期的风险”，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目前我们所用的基本技术还是以1946年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结构之上的指令、存储然后再去执行的技术为基础的。这种基于0、1和约翰·冯·诺伊曼结构的技术，使得我们目前的计算机在存储、计算上具有强大的扩展能力，但这是一种低维的展开。从哲学层面来讲，它不太有可能在对高阶、高维认知的思考上有本质性突破。就像用一张平面二维的纸无法展现出三维物体的真正形状，所以，我们现在的技术如果没有出现类人的脑神经科学的真正突破，很难达到真正的人的智能与智慧水平。这是我目前的基本判断。

其次，我们确实看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大力出奇迹”的方式，以1750亿的参数，通过黑匣式的运算，实现了我们目前人机难辨的内容输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人脑一般有850亿个神经元，在这850亿个神经元里，每一个神经元平均可以产生1000个突触。如果我们简单以850亿乘以1000作为人类大脑思考的参数，这是远远超过现在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参数量级的。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人工智能可能只相当于人类幼儿的状态，所以您问它问题，它在很多情况下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回答可能很严肃、很严谨，但是错误的。所以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离我们所期待的真正的人工智能是有距离的，但为什么说它对未来仍然有很大的威胁？因为这一次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自己写代码，可以进行自我设计，这是人类的人造物从来没有过的，我们造了一种东西，它可以自己再设计它的功能，扩展它的能力，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我们想不到的，但现在是可以预期的。

另外，既然可以“大力出奇迹”，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出现，未来如果它的参数接近人脑的1000×850亿这样的参数级别之后，人工智能会不会再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突破，我们今天不能下定论。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有了相当于人类幼儿的思维能力，所以也意味着它有知识的联想功能、创造功能，它今天是胡说，也许以后功能就强了，它说的就越来越正确了。这就像我们小朋友刚学会说话，他说的话都很幼稚，可能是不一定完全客观正确，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他长到20岁、30岁的时候，他的智力状况将是远远超过3岁、4岁的小朋友的。最厉害的是，机器的学习能力和成长速度远远超过人类！

所以我要讲，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我们能看到它的先天不足，能看到它目前的稚嫩，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它超过一切人造物所具有的自我发展和扩展的能力。如果我们今天无法从伦理、道德、技术等各个方面去针对这种能力进行有效的准备，未来它的威胁极大！

四、从微观到宏观：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图景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在过去，教育还是进展得比较缓慢的，父母可以看到孩子们慢慢改进。但是在未来，面对教育变革，我们知道这种变化是非常迅速的。我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教育的旅程当中如何让家长、让社会能够更好地参与进来？不仅仅是教师。

李永智：相对于您的稳妥和成熟，我一直对于面向未来的教育持比较激进的观点。但是我说的这个激进的态度也不是先破后立，而是先立后破。教育是一个社会工程，不可能打破旧的以后再建立新的，一般情况下是先要建立起新的、成熟的、可行的模式，然后再逐渐打破旧的，逐渐取而代之。我的意思是，未来一定是基于新技术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以建立一种全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结构。在这种教育体系和教育结构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问题。首先，家长和社会将不像原来那样远离学生，将全面介入和融入到一个学生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学生的培养不单是学科的教学、学科知识的教授和学科成绩的评价，而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这个过程当中，要把家长和社会纳入进来。所以按照现在学校教育体系您可能无法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新的体系呢？比如说，中国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新体系会出现什么呢？比如，小学学一年，剩下几个月游学，游学让城市的学生去农村，农村的学生来城市，从东亚可以跑到欧洲，从欧洲也可以跑到东亚。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知行之间的一种转换模式，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让家长和社会融入其中？

其次，在整个过程当中，学生到底是不是还要像原来工业社会那样，为他未来储备全部有可能要用到的知识而学习？这值得全社会共同来思考。就像上次您在OECD给我展示的那个系统一样，小学生应该从他一年级甚至开始学习的时候起，就和他探讨，让他关注未来他会在社会当中成为什么样的角色，喜欢什么样的职业，从而他可以基于他的兴趣和未来的选择来开展学习，否则的话，即使他真的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也无法把现在要求学的东西都学到。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改革非常成功，但是其实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教育并非都如此成功，虽然说有一些新的教育、新的技术，但是还没有对这些地方的教育产生大的推动，比如说非洲、南美、印尼。中国的未来可能会更多地去关注国外教育的进展，而不仅仅是国内教育，所以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技术能够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共享呢？另外，在您看来，中国数字教育转型的未来图景是什么？

李永智：您的问题确实非常有挑战性。我觉得在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家都已经难以进行小院高墙式的发展——就是自己把自己围起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不太可能了，尤其在教育领域。在若干年前，我们很少关心国际基础教育怎么做，国际基础教育也很少关心中国怎么做。而现在，您领导的PISA二十年来的实践推动，加强了国际基础教育界的互鉴、促进和融合。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技术将使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地区的人在文化学习、人才培养上越来越成为一体，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在大概提前十五年甚至更早，先是教育要实现这样的共同体，大家在认知和文化，甚至在价值观上增强相互认同和理解，不一定完全一致，但至少增进理解。您刚才提到的问题我觉得大的背景是这样。

从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讲，我觉得数字技术大概会分四个阶段来影响我们的发展。第一个阶段，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教育部通过建立国家智慧教育大平台，将大概3亿学生、1800万教师连接在一起。连接为什么是第一要务，因为连接在一起就实现了资源共享、智慧共享和能力共享。借由此，我们大概需要两三年时间，就能把西部边远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的底部抬起来，我不是说能抬到上海的水平，但至少会有大幅的提升。所以我讲中国的教育，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个资源共享的阶段，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底部抬升，也通过资源共享来促进创新。底部抬起来了，也会促进整体进一步发展，促进更高水平的百花齐放。

那么，当连接在一起后，我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在应用当中会形成大量的数据，有状态数据，有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如果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分析，就可以用数据来驱动我们对每个学生实行因材施教，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教育理念。实际上，就是通过数据，我们去发现学生的潜质、兴趣，同时我们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方向，指导他成为未来社会发展当中有价值的、快乐的一分子。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即数据驱动。因为连接产生数据，通过数据驱动形成因材施教。我们现在能达到这个阶段的学校微乎其微，能够做好的学校屈指可数。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俩一直在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当中带来的改变。这个改变其实有很多点，但我说一点大家就觉得它有本质性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将让我们把未来学习的知识、可记忆的知识和高阶认知、计算思维、综合解题的能力完全分开，未来在学校那些需要记忆的、可以快速搜索的知识有可能就只教您方法，不用记了，而要学习的是我刚才说的后面三种能力。您看，学习的内容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不是在这个阶段非常显著的特征？其实教学方式、教学理念，甚至教师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我就不展开讲。这是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数字技术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已经建构了一个和我们物理空间可以实现映射的数字空间，这个数字空间可能是存在于一个基于数字技术的空间，也可能映射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在这样一个新空间内，我们如何去学习、成长，形成自己的意识、思想和影响改造社会的意愿，毫无疑问将是更加具有革命性的改变。这就是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最高级的教育发展阶段。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将会始终关注和紧跟中国的教育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定是关注全世界在怎么做，并向大家学习，绝对不会是关起门来闭门造车，也希望您能够把更多好的案例、经验推介给我们，同时能更多地在中国的实践环节中给予指导。

来源： 《全球教育展望》2024年第4期

作者：  李永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教育政策特别顾问 ）